1975年的秋风裹着沙粒，打在绿皮火车的车窗上沙沙响。林卫东扒着玻璃，看窗外的白杨树一排排往后倒，最后连树影都淡了，只剩望不到头的黄土地，像被老天爷泼了桶浑漆。
“卫东，把这包红糖收好了。”邻座的张红梅推过来个蓝布包，布角绣着朵蔫了的牡丹，“我妈说乡下日子苦，给队里干部送点礼，兴许能分个好住处。”
林卫东没接，手还按在裤兜里——那里揣着张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，边角已经被汗浸得发皱。三个月前他还在教室里演算函数，现在却要去千里之外的黄土坡，当一辈子农民。
“送啥礼？”斜对面的赵建国把军绿挎包往怀里紧了紧，那包里是本磨掉皮的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，“咱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，就得住最破的窑洞，干最累的活。”
张红梅嗤了声：“就你积极。等真让你去挑粪，看你还说不说这话。”
火车哐当哐当晃到日头偏西，终于在个小站停了。站台边拴着两头老黄牛，牛粪味混着黄土味扑面而来。一个戴蓝布帽的汉子举着个木牌，上面用红漆写着“红旗公社”，见了他们就喊：“知青通志？我是大队会计老马，跟我来！”
知青们背着行李跟在老马身后，踩在土路上深一脚浅一脚。远处的窑洞像嵌在黄土里的补丁，烟囱里冒出的烟被风一吹，散得比叹气还快。
“前面就是知青点了。”老马指着一排新盖的土坯房，“一共四间，男通志两间，女通志两间。灶房在东头，井水得去村西头挑。”
林卫东推开分给自已的那间，屋里摆着两张土炕，墙角堆着半筐红薯。赵建国已经把铺盖卷扔在靠里的炕头，正用袖子擦窗户上的泥：“不错了，起码不漏风。”
话音刚落，窗外传来个脆生生的女声：“喂，新来的？”
两人探头一看，墙根下站着个穿碎花袄的姑娘，梳着两条粗辫子，手里挎着个竹篮，篮子里装着几个圆滚滚的土豆。见他们看过来，姑娘咧开嘴笑，露出两颗小虎牙：“我叫杏花，是队长家的。我爹让我送点土豆来，你们灶房怕是还没开火。”
赵建国赶紧摆手：“不用不用，我们带了干粮……”
“拿着吧。”杏花把篮子往窗台上一放，眼睛溜到林卫东身上，“听说你们是从北京来的？城里是不是有电灯？晚上跟白天一样亮？”
林卫东愣了愣，点头：“嗯，有电灯。”
“那真好。”杏花叹了口气，手指绞着辫梢，“我们这儿到了晚上，就只能点煤油灯，烟呛得人睁不开眼。”
这时远处传来老马的吆喝：“杏花！让你爹去记工分了！”
“来了！”杏花应着，又冲屋里喊，“明儿一早去队里领农具，别睡过头！”说完蹦蹦跳跳地跑了，辫子在背后甩得像小鞭子。
赵建国拿起个土豆，擦了擦土就往嘴里塞：“这姑娘，倒挺热乎。”
林卫东没说话，走到炕边坐下，摸出那张录取通知书。月光从窗纸的破洞钻进来，刚好照在“北京大学”四个字上，像撒了把碎盐，硌得人眼睛疼。
窗外的风更紧了，呜呜地像在哭。他想起临走时母亲塞给他的煮鸡蛋，想起教室里的日光灯，想起北京的秋天，银杏叶铺在地上能没过脚踝。
而这里，只有望不到头的黄土，和不知要熬到哪年的日子。
地头交锋
天还没亮透，队里的哨子就吹得震天响。林卫东跟着人群往地里走，脚陷在冻土坷垃里，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。队长王大柱是个红脸膛的汉子，手里挥着杆鞭子，嗓门比喇叭还亮：“今儿个的活，翻麦地！男劳力一亩地十分，女通志七分，知青们……先按七分算，干得好再加！”
赵建国立刻喊：“队长，我们能干！按十分算！”
王大柱眯着眼瞅他：“小子，别吹牛。这黄土坡的地，比你们城里的柏油路硬三倍，能把你那细皮嫩肉磨掉一层。”
张红梅和另外两个女知青已经拿起了锄头，张红梅咬着牙试了一下，锄头柄差点脱手：“这玩意儿怎么这么沉？”
杏花不知从哪儿冒出来，手里拎着个水壶：“我教你。”她接过锄头，脚往地里一跺，手腕轻轻一翻，一大块土就被刨了起来，“顺着土坷垃的缝下锄，省劲。”
张红梅学着她的样子试了试，还是没刨动，脸憋得通红。
林卫东握着锄头站在地里，看阳光一点点爬上黄土坡，把每个人的影子拉得老长。他学着旁人的样子弯腰，一锄头下去，震得胳膊发麻，土块却只裂开个小缝。旁边的老社员看了直乐：“城里娃，这不是握笔杆子，得用蛮力！”
日头升到头顶时，林卫东的手心已经磨出了血泡。他直起腰想歇口气，却见王大柱正盯着他，眼神像在掂量斤两。
“累了？”王大柱问。
“不累。”林卫东咬着牙，重新弯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