宣统三年的秋,来得比往年早。荣王府里的玉兰树刚落尽最后一片叶,额娘就让福嬷嬷把那身水红旗装捧进了我的静远斋。
铜镜立在紫檀木架上,擦得能照见鬓角的碎发。我指尖拂过旗装领口的缠枝莲,金线在烛火下泛着冷光,像极了副都统家公子腰间那柄镶嵌宝石的佩刀——华丽,却带着拒人千里的寒气。
格格,转个身让老奴瞧瞧。福嬷嬷笑得眼角堆起褶子,手里捧着的凤冠压得她胳膊微沉,这江南新贡的云锦,金贵着呢,也就您这身份,才配得上。
我依言转身,旗装的下摆扫过青砖地,发出细碎的声响。这身衣裳,是为了明日去副都统家相看做的。阿玛说,镶黄旗副都统手握京畿兵权,若能结亲,荣王府在旗中的地位便能稳如磐石,连带着弟弟将来承袭爵位,也能少些阻碍。
他配不上。我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轻声说,声音轻得像叹息。
福嬷嬷没听清,只当我在说衣裳：可不是嘛,那副都统家的公子,听说骑射功夫了得,模样也是一表人才,跟咱们格格站在一处,正是天造地设。
我没再搭话。去年的赛马会,我在看台上见过那位公子。他骑着匹乌黑的骏马,鞭子甩得比谁都响,马跑得急了,他竟生生用靴跟踹马腹,眼里没有半分怜惜。后来他朝看台望过来,目光落在我身上时,像打量一匹血统纯正的良驹,嘴角勾着的笑,分明在盘算值多少价。
这样的人,要与我共居一院,共饮一壶茶,甚至……共度往后数十年的晨昏
静远斋的窗棂糊着两层棉纸,却挡不住院外的风声。荣王府的墙太高了,四角的角楼里总有人巡逻,脚步声从早到晚没停过,像在提醒我：这里是金笼,我是笼中鸟。
夜里,我躺在铺着狼皮褥子的床上,睁着眼看帐顶的缠枝纹。阿玛说女子无才便是德,却也请了先生教我读《女诫》《内训》,教我明白三从四德是天经地义。可先生偷偷给我看的那些新报上,分明印着天赋人权男女平等。那些字像火星,落在我心里,烧得慌。
丑时梆子响过第三下,我悄无声息地爬起来。从樟木箱底翻出早就备好的月白短衫和黑布裤,这是我托府里采买的小厮偷偷做的,料子粗得磨皮肤,却比锦缎自在。把攒了半年的银元——有阿玛赏的,有过年时各房给的压岁钱——塞进蓝布包袱,又摸出妆奁里那支玉兰花簪。
玉簪是母亲留的。她走得早,我对她的印象,只剩这簪子上温润的触感,和额娘偶尔提起的你娘当年,也是个想往外跑的性子。
推开后角门时,门轴吱呀一声,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刺耳。我回头望了一眼,荣王府的红墙黑瓦在月光下像一头沉默的巨兽,吞噬了多少女子的一辈子
阿玛,额娘,恕女儿不孝。我对着那片黑暗深深鞠了一躬,转身融进胡同深处的暗影里。鞋底踩着冰凉的石板路,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,却又透着前所未有的轻快。
我不知道要去哪里,只知道不能回头。
出京城的路比想象中难。城门盘查得紧,我揣着早就备好的良民证——那是托小厮找城外刻章的匠人做的,姓名写的是景明,籍贯填了个没人知道的小地方——混在逃难的人群里,才得以出城。
一路向南,火车摇摇晃晃走了十几天。我把旗头剪了,只留齐耳的短发,换上洋布裙子,对着车窗玻璃照了照,倒真像个求学的女学生。同车厢有个去上海做工的姑娘,说南边早就不是大清的天下了,皇帝没了,现在是民国,女子能进学堂,能去洋行,甚至能像男人一样抛头露面做生意。
上海好得很,黄浦江里停着各国的船,马路上跑着汽车,女子穿旗袍、烫头发,没人管！那姑娘说得眼睛发亮,景明妹妹,你去上海,保管能活出个人样来。
活出个人样来,这六个字像暖炉,烘得我冻僵的手脚都热了。
到上海那天,正赶上落雨。黄浦江的风裹着水汽,吹得人睁不开眼。码头边乱哄哄的,挑着担子的脚夫、穿着西装的先生、裹着貂皮的太太、梳着油亮辫子的学生……挤在一起,说着南腔北调的话。汽车滴滴地按着喇叭,黄包车夫摇着铃铛穿梭其间,西洋镜的吆喝声、轮船的汽笛声、小贩的叫卖声混在一起,比京城最热闹的庙会还嘈杂,却又陌生得让人心头发慌。
我攥着包袱在码头转了半天,才找到一家写着平安旅馆的小店。老板娘是个精明的上海妇人,打量我的眼神像在估价钱：单人间,一天两毛银元,先付三天。
我把银元递过去时,她的眼神才柔和了些：看你是北方来的找亲戚还是找活计
找活计。我低声说。
她撇撇嘴：上海的活计可不好找,尤其你们北方姑娘,又不认得字……
我没接话。她不知道,荣王府的格格,就算不能参加科举,《论语》《孟子》也是背得滚瓜烂熟的。
在旅馆住了两天,我把附近的街道转了个遍。洋行的门脸气派,却只要会说洋文的；纱厂招女工,听说累得站着都能睡着；倒是有家书局在招抄写员,可我一打听,人家要中学堂毕业的,我连学堂门都没进过,只能作罢。
第三天早晨,我揣着最后几块银元出门,想再去书局试试运气。刚走到街角,一辆黑色的汽车唰地从身边开过,溅起的泥水劈头盖脸打在我身上。月白的短衫瞬间印上了几道黑痕,裤脚更是湿得能拧出水。
我愣在原地,看着那车在前面不远处停下,一个穿白色西装的年轻男人下了车,快步朝我走来。
抱歉,小姐,实在抱歉。他声音清润,像雨后青石板上流过的水,我刚才在看路边的报栏,没注意到你。我叫沈慕尧,能不能让我赔您一件新衣裳
我抬头,撞进他眼里。那是双很亮的眼睛,瞳孔是纯粹的黑,带着真切的歉意,还有点好奇,不像我见过的那些旗人子弟,眼神里总带着掂量和傲慢。他生得很好看,鼻梁挺直,嘴唇的线条很柔和,眉宇间有书卷气,却又透着股利落劲儿,像是常做事的人。
不必了。我往后退了半步,下意识地握紧了手里的包袱。那里面是我全部的家当,不能有任何闪失。
他却笑了,眼角弯起来,露出一点孩子气：那至少喝杯咖啡赔罪吧前面那家‘流光’,是我开的,就在街角。
我犹豫了一下。咖啡是什么,我只在洋人的画报上见过。可看着身上的泥渍,再想想口袋里所剩无几的银元,终究点了点头。
流光咖啡馆的门是玻璃的,擦得锃亮。推开门,风铃叮铃响了一声,暖烘烘的空气裹着一股浓郁的香气扑面而来。里面人不多,三三两两地坐着,低声说着话,墙上的留声机里放着西洋乐,叮叮咚咚的,调子很轻快。
沈慕尧找了个靠窗的位置让我坐下,又让侍者送来一杯热可可：这个比咖啡甜,你试试。
我捧着温热的杯子,看着他坐在对面,没像打量怪物似的盯着我,反而很自然地说起话来：听你口音是北方来的来上海做什么
我斟酌着开口,把早就编好的话说了出来：家里……出了点事,想来上海找份活计,能糊口就行。
他听完,手指在桌上轻轻敲了敲,沉吟片刻道：我开了家报社,就在隔壁,正好缺个整理文稿的助理,管食宿,一个月给你五块银元,你愿意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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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愣住了,鼻子忽然发酸。离家这些日子,我见多了白眼和敷衍,在火车上甚至被人偷了半个窝头,冷不丁被人这样对待,倒像做梦。热可可的甜香钻进鼻腔,烫得眼眶发热。
愿意,多谢沈先生。我用力点头,声音有点发颤。
他叫我景明,不说完颜格格,不说姑娘,就这么自然地叫我的名字。那天下午,他带我去了隔壁的流光报社。地方不大,只有两间房,却收拾得干净整齐,墙上贴满了各种报纸,空气里有油墨的味道。
以后你就在这里做事,整理来稿,校对错字,不难的。他指着一张空桌子说,后面有间小阁楼,你可以住那里,很安静。
我看着窗外来往的行人,听着隔壁咖啡馆隐约传来的乐声,忽然觉得,这或许就是自由的滋味。
报社的日子,过得像加了糖的热可可。
沈慕尧是沈家二公子,我后来才知道。沈家在上海是望族,开着洋行和纱厂,可他放着现成的少爷不当,偏要自己办报社。我爹说我胡闹,他一边给印刷机上油墨,一边笑着说,可报纸能说话,能让更多人看见这世道的样子,比赚多少钱都有用。
他办的《流光报》,不像别家报纸净登些官场消息,反而登了很多民生小事：谁家门口的路该修了,哪家工厂克扣工钱了,甚至还有女子学堂的招生启事。沈慕尧自己写的社论,字里行间都是劲儿,说民国不是哪个人的民国,是所有人的,说女子不是男人的附属,该有自己的天地。
我帮他整理来稿,把潦草的字迹誊抄清楚,再校对错别字。他总说：景明,你比我请的几个先生都细心,好多典故我都没见过,你一准能挑出来。
其实那些典故,都是先生当年逼着我背的。只是那时只当是任务,如今却成了谋生的本事,想来倒有些讽刺。
沈慕尧很忙,却总不忘带我见世面。他带我去看西洋电影,银幕上的人穿着奇装异服,说话像吵架似的快,他就在我耳边轻声翻译,热烘烘的气息拂过耳廓,弄得我脸颊发烫。
他拉着我去外滩,看夕阳把黄浦江染成金红色,远处的轮船鸣着汽笛靠岸。你看,他指着江面上的船,将来,女子也能开轮船,坐飞机,去全世界看看,不用总困在一个地方。
他还在深夜的报社里,给我讲自由平等。那些词像种子,落在我心里,悄悄发了芽。我知道自己不能说身份,荣王府的格格,在这民国的上海,是个笑话,还是个麻烦我怕吓着他,更怕失去这份安稳。
他好像看穿了我的小心思,却从不多问。有次我望着北方发呆,他默默递过来一杯热茶,茶杯上印着朵小小的玉兰花。喜欢这花他随口问。
嗯,母亲留下一支玉兰花簪。我说完就后悔了,赶紧低下头。
一定很好看。他没追问,转而说起报社的事,下期想做个‘女子新貌’的专题,你帮我想想,该写些什么
我松了口气,认真地想起来：可以写女子学堂的学生,写工厂里的女工,写……像沈先生一样自己做事的女子。
他听得眼睛发亮：景明,你说得真好,就这么办！
秋末的一个傍晚,我们从印刷厂送完稿回来,走在落满梧桐叶的街上。路灯刚刚亮起,昏黄的光落在地上,把影子拉得很长。沈慕尧忽然停下来,转身看着我。
景明,他声音很低,像怕惊扰了什么,我知道你心里有事,过去一定很难。他顿了顿,目光落在我脸上,温柔得像水,但我不在乎你的过去,我只知道,我喜欢现在的你。
我的心咚地一下,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。想开口说些什么,喉咙却像被堵住,只能望着他。他的眼睛在路灯下像盛着星星,亮得让人不敢直视。
他轻轻握住我的手,掌心温暖干燥,比任何暖炉都热。我没有抽回手,任由他握着,听着自己如擂鼓般的心跳,盖过了街上的车声和风声。
那段日子,像偷来的。我们在报社加班到深夜,就着一盏煤油灯改稿子,他偶尔会犯困,头一点一点的,像只打盹的猫；周末去郊外的公园,看孩子们放风筝,他会买两串糖葫芦,自己咬一口,再递到我嘴边；他甚至教我开他那辆福特车,说：握住方向盘,就像握住自己的路,想去哪里,自己说了算。
我几乎忘了自己是逃出来的格格,忘了那门荒唐的婚事。我穿着洋布裙子,剪着短发,和他一起在报社群情激昂地讨论时局,一起在咖啡馆听留声机,一起在黄浦江边看日出。
我以为,这就是我想要的自由。
上海的冬天来得猝不及防。前一天还能穿单衣,第二天就刮起了北风,冷得刺骨。我找出沈慕尧给我买的棉袄穿上,蓝色的,带着点绒毛,很暖和。
那天我去得早些,想把昨天没整理完的稿子弄好。刚走到报社门口,就看见两个穿棉袍、戴瓜皮帽的男人,背着手站在那里。他们的棉袍是深蓝色的,袖口磨得发亮,腰间束着宽腰带,一看就是北方人的打扮。
更让我心惊的是他们的眼神,像鹰隼一样,直勾勾地盯着我,带着审视和笃定。是京里来的,一定是。
我的腿瞬间软了,差点站不住。手里的包袱掉在地上,里面的文稿散了一地。
格格,跟我们回去吧。为首的那个开口,声音硬邦邦的,是阿玛的贴身护卫,我认得他,小时候他还抱过我。
我不回！我咬着牙,强迫自己站直,我不是什么格格,你们认错人了。
格格,别犟了。另一个人上前一步,语气带着威胁,王爷和福晋快急病了,福晋天天以泪洗面,就盼着您回去。副都统家也发了话,您再不回去,荣王府的脸面就不用要了,连带着小王爷将来的前程,都要受影响。
弟弟……他们竟用弟弟来压我。我的心像被攥住了,疼得喘不过气。
我的婚事,我自己说了算！我梗着脖子喊,声音却在发抖。
你们是谁沈慕尧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我身后,他把我往身后拉了拉,眉头紧锁,像只护崽的狼,她是我报社的员工,你们凭什么强迫她
你算哪根葱为首的护卫冷笑一声,上下打量着沈慕尧,穿得花里胡哨的,一看就是个没根没底的商人。这是我们荣王府的家事,轮得到你一个民国的毛头小子插手
荣王府……这三个字像惊雷,炸得沈慕尧浑身一震。他猛地看向我,眼里满是震惊和不解,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受伤：你……是格格
我张了张嘴,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眼泪唰地掉了下来,砸在散落的文稿上,晕开一小片墨迹。我最怕的,还是来了。我拼命想藏起来的过去,终究还是暴露了。
混乱中,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。副都统家的公子带着几个家丁冲了过来,他穿着一身墨色的缎面棉袍,脸上带着赶路的疲惫,眼神却像淬了冰,死死地盯着我。
完颜景明！他吼我的名字,声音又急又怒,你果然在这里！
当他看见沈慕尧还握着我的手时,脸瞬间涨红了,像被点燃的炮仗,挥手就朝沈慕尧打了过去：放开她！她是我的人！
沈慕尧没防备,被打得踉跄着后退,额头撞在报社的台阶上,咚的一声闷响。
慕尧！我尖叫着想扑过去,却被两个护卫死死按住,胳膊被掐得生疼。
沈慕尧挣扎着抬起头,额角的血顺着脸颊往下流,染红了他洁白的衬衫领口。他望着我,眼神里翻涌着震惊、痛楚,还有一丝深深的无奈,像被什么东西困住了,挣不脱。
沈慕尧！我拼命喊他的名字,声音被风吹得七零八落,等我……你一定要等我！
可我知道,这句话有多苍白。副都统家的公子已经冲上来,一把攥住我的胳膊,力气大得像要捏碎我的骨头：带走！
我被拖拽着往停在路边的马车走去,脚下的石子硌得生疼。我回头望,沈慕尧还站在那里,额角的血在阳光下格外刺眼,他望着我的方向,身影单薄得像要被风吹散。报社的门开着,里面的印刷机还在咔嗒作响,像在替我哭。
马车的门砰地关上,隔绝了外面的一切。我瘫坐在车座上,浑身发抖,眼泪止不住地流。荣王府的规矩,副都统家的势力,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,把我牢牢兜住,拖回那个我拼命逃离的牢笼。
回荣王府的路,走了整整七天。马车摇摇晃晃,像在碾碎我心里最后一点念想。护卫寸步不离地守着,连车窗都用厚布遮了,我看不见外面的天,只知道离上海越来越远,离沈慕尧越来越远。
进府那天,阿玛正在前厅发脾气,桌上的青花瓷瓶被摔得粉碎。看见我,他气得发抖,指着我的鼻子骂：孽障！你可知你闯了多大的祸荣王府的脸都被你丢尽了！
额娘扑上来抱住我,哭得撕心裂肺：我的儿,你可回来了！你要是再不回来,额娘也活不成了！她摸着我的脸,又捶着我的背,你怎么这么傻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,非要去外面受苦,还要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！
不三不四的人……她在说沈慕尧。我的心像被针扎了,却什么也说不出来。在他们眼里,民国的商人,终究是不三不四的。
我被关在静远斋,窗户钉了木条,门也上了锁,只有福嬷嬷按时送来饭菜。院子里的玉兰树光秃秃的,枝桠像鬼爪,在寒风里摇晃。
副都统家催得紧,说我败坏门风,必须尽快完婚,才能正视听。我绝食,把送来的饭菜都倒在地上；我哭闹,把妆奁里的东西摔得粉碎。可阿玛只派来嬷嬷传话：格格的命,从来由不得自己。你要是还认我这个阿玛,就乖乖听话,别连累你弟弟。
弟弟……又是弟弟。我终究还是输了。
婚礼那天,天阴沉沉的。福嬷嬷和几个丫鬟强行给我换上那身水红的旗装,戴上那顶沉甸甸的凤冠。珍珠晃得人眼晕,金线刺得人皮肤疼。我坐在镜前,看着里面那个穿着嫁衣的人,觉得陌生又可笑。
轿子抬出荣王府大门时,我听见了外面的鼓乐声,吹吹打打的,热闹得很。可我脑子里全是沈慕尧,他穿着白西装在流光咖啡馆门口对我笑,他在报社里轻声给我翻译电影台词,他握着我的手说我喜欢你,他额头流着血望着我……那些画面像刀子,一下下割着我的心。
副都统家的院子,和荣王府一样,四四方方,高墙壁垒。丈夫待我不算坏,却也冷淡。我们各住各的院子,除了必要的应酬,几乎不见面。他知道我心里有人,却不在乎,他要的,不过是荣王府格格这个头衔,是这门婚事带来的权势。
我住的院子里,也有一棵玉兰树。听说是特意移栽来的,他们说,我是荣王府的格格,就该喜欢这些贵气的花。春天花开的时候,我就坐在树下,摸母亲留的那支玉兰花簪。玉簪被我摩挲得越来越亮,像沈慕尧那双眼睛。
他说过,这玉兰花,像我。可我终究没能像玉兰那样,自由地开在阳光下。
日子一天天过,像口枯井,没什么波澜,也没什么指望。偶尔,会有从上海来的商人到府里拜访,我会借着送茶的机会,偷偷打听消息。
听说上海有个《流光报》,办得很红火我装作不经意地问。
是啊,商人点头,语气里带着佩服,沈老板有胆识,敢说真话,报纸卖得好得很。
沈老板……身边有亲人吗我攥紧了手里的茶盏,指尖泛白。
好像没有,倒是有个女编辑,也是北方来的,听说很能干,跟沈老板配合得默契得很。
我没再问下去,转身回了院子。玉兰花开得正盛,雪白一片,香气浓郁。我把玉簪紧紧握在手里,直到指节发白,直到掌心被硌得生疼。
后来,打仗了。先是东北,再是华北,战火一路向南蔓延。我们跟着丈夫的部队,搬到了天津,又辗转到了南京。一路上颠沛流离,凤冠霞帔早就不见了,只有那支玉兰花簪,被我用布小心地包着,贴身带在身上。
我成了别人口中的夫人,生了一儿一女。儿子像他父亲,沉默寡言；女儿像我,眼睛很亮,总爱问娘,上海是什么样子的
我会给她讲黄浦江的船,讲咖啡馆的乐声,讲报馆里的油墨香。她听得眼睛发亮,说长大了要去上海。我摸摸她的头,没说话。
日子就那么过着,不好不坏。丈夫后来官越做越大,却也越来越忙,我们见面的次数更少了。家里的佣人换了一茬又一茬,没人知道我曾经是荣王府的格格,更没人知道我心里,还藏着一个叫沈慕尧的人。
只是,我再也没真正笑过。
新中国成立那年,我已是满头白发的老太太。南京的秋天,和北京很像,风里带着凉意。整理旧物时,我从一个樟木箱的底层,翻出了一张泛黄的报纸。
是《流光报》。边角都磨破了,上面的字迹却还清晰。头版是沈慕尧写的社论,标题是愿天下女子,皆能自主,字迹有力,像他说话时的样子,透着股不服输的劲儿。
我想起这张报纸是怎么来的。那年从上海被带回北京前,我偷偷藏在包袱里的。这些年辗转迁徙,竟一直没丢。
我用颤抖的手指,摩挲着报纸上沈慕尧三个字,忽然想起上海那个冬天,他额角的血,和他望着我时,那双无奈的眼睛。
我们,终究是没能再见。
沪上那段日子,像一场短梦。他像一束光,照过我被困住的生命,可天亮了,梦就醒了。我逃得过一场婚事,却逃不过那时的天,那时的地,逃不过荣王府格格和民国公子之间,那道看不见的墙。
窗外的玉兰树又落了叶,光秃秃的枝桠指着灰蒙蒙的天。我把报纸折好,连同那支玉兰花簪,一起放回樟木箱底,上面压着儿女小时候的虎头鞋。
有些念想,还是埋了吧。就像那年上海的阳光,那年黄浦江边的风,那年他掌心的温度,终究是回不来了。